元代杂剧的兴盛为木刻版画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三国戏、昭君出塞等脍炙人口的杂剧故事是木刻版画的重要表现内容。瓷器吸收了这种新的故事表现形式,将经典的、市民喜闻乐见的故事片段作为装饰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名贵的元青花瓷便较多采用了三国题材作为装饰图案。有研究显示,元青花三国故事题材瓷器的设计特点集中体现在:一是人物故事画多置于器物中段的主体部位,视觉突出,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二是画中人物比例得当,注重人物表情、神态的刻划,轮廓、衣纹线条流畅,山石、树木乃至人物衣饰有平涂,有皴擦,能够看出层次变化。
元代磁州窑也烧制不少有关三国故事题材,其中,“元 磁州窑白地黑花‘火烧博望坡’长方枕”描述的正是《三国志》里的一节,此载的是此战役为刘备指挥,但到了《三国演义》中,则变成了诸葛亮指挥,元杂剧《火烧博望坡》算是《三国演义》的先声,诸葛亮初出茅庐,众将疑惑不服;张飞关羽出征胜利后回营时心悦诚服,画面中,张飞、关羽二人局促迟疑、有加的态度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戏剧感极强。
明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艺迅速繁荣,小说、戏剧成为文艺的主流。戏剧故事画面以三国戏、水浒戏、隋唐演义等多见,其他还有木兰从军、二十四孝、周处斩蛟等传说故事的图景,以及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剧目的场面。画面上的人物姿态夸张,动作富于变换。构图注重符合民间画诀的程式,比如“武将无脖颈,挺胸脯,肘曲如抱月,于作推舟式;美人要修长、文人如颗钉、武夫势如弓”等。
每一件瓷器上的图画几乎都上演着一出戏的几个场面或几出戏的场面,以开光或云彩隔开,如同连环画。这些瓷器上的图画不仅构成了精美的装饰,而且还反映了这一时期戏剧艺术繁荣的盛况。
故宫博物院的崇祯青花三国故事图缸,所描绘的故事为《三国演义》李肃奉董卓之命,带着赤兔马作为“见面礼”吕布投降一节,吕布见董卓如此“厚爱”,最后提刀杀了汉荆州刺史、其义父丁原,率军投靠了董卓。
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各朝均见有三国故事题材的瓷器,尤其在康熙五彩中更是普遍,其中康熙时期景德镇五彩瓷器上描绘战争场面的“刀马人”图案最为名贵。据了解,刀马人的图案是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古典小说为粉本,以刀(兵器)、马(战马)、人(武士)为主题,把某些历史事件的瞬间表现在瓷器上,刻划出两军酣战、人马奔腾、热烈紧张的场面。一般此类构图复杂精妙,吸收了版画和民间年画的风格,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青花刀马人将军罐、青花三国故事空城计大盘、康熙五彩水浒传大盘,将战争中的冲突场面、计谋场面、休整场面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为提倡,实际上是表彰式的总结。
据肖冲的《三国故事题材在陶瓷装饰艺术中的应用》一文中研究来看,陶瓷上的三国故事题材可以细分为:
1 人物形象,如礼贤下士的刘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奸诈多变的曹操、文韬武略的周瑜、赤胆忠诚的关羽、骁勇善战的、佳人二乔等。其中,关羽在三国故事中,以豪爽、纵横驰骋于千枪万刃之骁勇的形象而备受民间百姓。《三国演义》中曾提及,当时民间就将关公像奉在正堂之上参拜。关羽的形象自然地也成为陶瓷艺术上的重要主题。这些题材多数反映了人们对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赞美和。
2 故事情节,从桃园三结义到三家归晋都有涉及。其中以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骑、刺杀董卓、三顾茅庐、大宴铜雀台、凤仪亭、空城计、火烧赤壁、大闹长坂桥、七擒孟获等为多。这些题材大多描绘了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场景,记载了重要的人物活动和重大的战争场面,有的还寄托了普通人民群众对英勇奋战、仗义豪爽的品质的推崇和,表达了人们除奸、扶弱的愿望。
3 诗词名句、人物话语等文字内容,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卧龙吊孝》;曹植的《七步诗》;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等。这些诗词抒发了一定的思想感情,表达了对、亲情、友情、爱情等的认识,引起了人们情感上的共鸣。陶瓷运用经典诗词作为装饰题材,为诗词名句的广泛提供了,加入了力度,从而使其长吟不衰。
从普通百姓的生活用瓷到文人雅士的文房用品,从装饰房间的陈设瓷到祭祀用的供瓷,可以看出,三国故事题材陶瓷在社会文化生活上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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